1、道士王圆箓
王圆箓（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县。他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
当王圆箓用一双枯瘦的手打开宝库的洞门之后，一批批外国探险家、考古家接踵而来，有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桔瑞超等。他们想方设法、挖空心思从王道士的手中拿走了大批文物，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地的博物馆。
从此，莫高窟的珍贵文物流散到国外，其辉煌的艺术也随之介绍到了国外，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吸引了不少学者对莫高窟的遗书和造型艺术进行了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
2、敦煌学及其研究对象
敦煌学之名，始于我国。1930年我国学者陈寅恪首先提出，以后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承认，不过当时主要指研究敦煌文书而言。敦煌学之研究亦始于我国。1902年，金石学家叶昌炽得到敦煌藏经洞的绢画、文书后开始进行研究，其文章录入《语石》出版。至于我国对敦煌石窟和敦煌史迹的研究更不待言。敦煌学之兴起，在20世纪初，至今也有80年了。其内容涵义不断发展充实，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深入。敦煌学仍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
敦煌学，就是以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宗教、艺术、历史、考古、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思想、科技、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多科性的学科。用以揭示敦煌、河西及至我国古代社会、中亚古代社会和中西交通等历史的本来面貌和规律；探求主要研究对象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发扬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促进现代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有：
（1）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是指敦煌石室发现的约4万卷以上的经卷文书，但也包括敦煌莫高窟其他地方发现的文书，如：1944年初月30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将改建的一座土地庙作为他们住室的时候，在两尊塑像中，发现了六朝写本残卷61件，这也是敦煌文书。关于这61件六朝残卷，常书鸿先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和苏莹辉先生的《敦煌学概要》中均有记述。
（2）敦煌石窟。敦煌石窟艺术不仅是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还应当是极重要的内容。这一点，从40年代以来，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敦煌石窟不仅指敦煌莫高窟，还应包括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等敦煌古郡范围内的石窟、崖画（在今肃北县就已发现古代崖画）。包括约550个以上的洞窟，5万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尊塑像和古代木檐建筑等丰富内容。
（3）敦煌史迹。敦煌古郡范围内的郡县、关址、长城、烽燧、墓碑、塔寺，以及出土的木简、文物。除大家熟知的瓜沙郡县遗址，阳关、玉门关遗址，150多公里的长城和50多座烽燧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木简。从1906年起，敦煌出土了五批汉简，绝大部分是西汉文书。其中第一批发现于1906-1908年，第二批在1913-1915年，这两批均是英国人斯坦因盗掘的，共789枚。第三批是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的共43枚。第四批是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和敦煌县博物馆组成的汉代长城组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的，共1217枚。第五批是1981年3月敦煌县博物馆发现的70余枚。关于最后一批汉简，敦煌县博物馆有专文发表。
（4）墓群。敦煌古墓群颇多，仅1981-1982年，敦煌县博物馆在莫高窟附近戈壁滩上、敦煌飞机场戈壁滩上局部发掘的几十个古墓中，就出土了不少文物，对此已有考古报告。
3、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
其文化散文以其学者的独特视角，独到的表现方式以及深沉思考得到高度评价。
4、
台湾学者琦君
倪金华
琦君是台湾颇负盛名的当代散文家之一。1917年生于浙江永嘉，杭州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台湾司法界工作，担任过台湾“中央大学”、文化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她的散文，不仅在台湾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先后荣获台湾文协散文奖等奖，还被译为英语、日语和朝鲜语，拥有众多的海外读者。
可贵的是，琦君自1977年随丈夫移居美国生活以后，仍笔耕不辍，以一颗温厚善良之心，体察异域世事，关注人间真情，以行云流水般的笔触，捕捉灵感的吉光片羽，显示她那忘年的稚子情怀与慈蔼之貌。
我们阅读台湾著名作家琦君晚年的旅美散文，会惊异地发现她那颗善良的心，伴随着她的生命智慧，在一个永恒的文学世界中显现出来。这是她个人生命精华的结晶，同时也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延伸，它不是包着生命余光的淡漠阴暗的灰尘，而是依旧闪烁着生命的热焰与光芒。
琦君散文，呈现出中国传统女性所特有的敏感、仔细、亲切、富于同情心和慈善的特点。她悲悯芸芸众生，珍惜夫妻情缘；体恤母爱亲情，怜惜幼小动物，真诚地以笔墨文章弘扬人类善行，“时时心存感念，惜福、爱心、助人，永远付出友谊、真情。在她的身上，也体现了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婉约风格的影响，表现出传统女性作家的温柔细腻、微情细语与小鸟依人之意，写夫妇之情、朋友之爱等等，蓄思含情，温婉动人，娓娓道出人生真谛。
读琦君的散文，我们也会发现宗教思想对她的人生观有很深影响。她说：“佛家思想印证天地间自然的法则，我从小在‘惜福’‘爱生’的教化环境中长大的。”琦君母亲虔诚信佛，曾经教导她活着“就要做好人，行好事”。她少年时的家庭教师也时常向她灌输一些佛家思想。后来，她又接受了基督教义的影响。于是，琦君把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佛教的“大慈大悲”和儒家的“仁民爱物”融为一体，根据自己的独特理解和人生实践加以改造，倡导一种虚心谦和、宽容爱人的基本人生态度，并以此为人处事，体验宇宙人间，观察写作，传导出一片温存清明的艺术境界。
读琦君的散文，我们更会发现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观念对她的影响。琦君的思想，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的。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有其合理的和积极的因素，有其持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宣扬的仁爱、正义、宽容、和谐等道德观念，是中华人文思想的结晶，在今天仍有其得到弘扬的必要。琦君身体力行，不断拓展视野、充实心灵，探讨人生意义，肯定生命的价值，努力创作出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作品。
柏拉图早已指出仁爱、美和真理是人性的基础。琦君浸融儒家、佛教、基督教三者学说，凝聚成自己的人生智慧，在内心升华为一种爱的情感，并以此观照美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寄托于怀旧忆往的文字之中，不停地探索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价值和美的精神世界，呼唤蕴藏在人们心中的美好记忆与感情，使其作品成为人们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的精神向导。
琦君在散文集《玻璃笔》小序中写道：“人生七十才开始。”琦君旅美时期的散文创作，是她在台湾丰厚的散文创作之后，在美国的异域人生再起步，她不愧是个“勤奋的握笔人”。琦君以散文创作实践其“抑恶扬善、爱生惜福”的文学创作思想与人生主张，尽管有其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她以生命夕阳之余晖，播撒爱的情感与人生智慧的种子，温暖着东西方不同地域读者的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