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许多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图书馆。其中，我的处女作《雷雨》就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写就的。
我是清华大学1933级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三十年代的清华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当时人称清华有三宝：图书馆、体育馆、大礼堂，指的是母校当时物质方面的条件，在清华念书期间，我自然是图书馆的常客。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尤其是爱好戏剧。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剧本习作，上大学时曾多次参加南开、清华两校的话剧演出实践，平时比较注意观察和积累生活中的素材，为嗣后的创作储备了丰富的题材和资料。《雷雨》中周朴园的原型就是我童年时家中的一位来客。这位客人是一位自诩身上沾有“日耳曼民族优越感”、自命不凡的老留德学生出身的大企业家。大学期间，我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苦心钻研西洋戏剧理论与西方名家的代表作品，远溯古希腊悲剧与16世纪英国戏剧大师莎翁的名著，直迄近代挪威易卜生的作品以及美国现代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代表作，都一一进行了精读，并加以细细揣摩与领会，从中吸取营养。
20世纪初，话剧刚刚从西方传入我国，老一代话剧作家如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等前辈，他们都按西方话剧形式撰写和翻译剧本。由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建的“南国社”和由南开大学张彭春先生创建的“南开剧团”，在上海、北平等城市演出，促进了新兴话剧运动的迅速发展，对唤起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的觉醒和促进东西方交流起了很大作用。然而，话剧的洋为中用还没有真正开始，地道的中国话剧尚未诞生。我当时虽然仅仅是一个青年学生，但却很想写出一部地道的中国话剧来。《雷雨》的创作计划早在大学期间就在我心中酝酿成熟了。
1933年初夏，当时时局十分混乱，北平岌岌可危，学校当局决定提前放暑假，我暑假便不打算回天津老家，决定留校着手写剧本。
6月初，暑假开始了，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便成了我的创作室。因是暑假，来馆阅读的同学并不多，阅览室内非常寂静，很适合创作。我每天去图书馆，从不缺席，除了白天在阅览室写作外，有时还整夜修改叙文和对话。关键的对话，我就对着一面挂镜，模拟剧中人不同的口吻和腔调，一遍遍地练习，不满意处就一改再改。就这样，我写了又改，改了又写，7月底，我整理并撰写出了《雷雨》的草稿。我想通过此剧，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因旧礼教及封建邪恶势力所造成的许多人间悲剧！8月底完成了初稿。
1934年，经挚友靳以介绍，我结识刚从法国归来的巴金先生。巴金先生避开国民党反动文艺政策的重重封锁，于这一年的春季，在他们创办的《文学季刊》第二期陆续刊登《雷雨》四幕剧本、序言和尾声。同年年底，由我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公演该剧，受到日本文艺界的好评，并承日本文坛名宿秋田雨雀先生著文高度评价。1935年初由唐槐秋先生组成中国旅行剧团，在天津日租界首次演出。其后，该团先后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百余场，颇受欢迎。《雷雨》的成功使我备受鼓舞，从此，我的创作便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写了《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等剧。
由于《雷雨》的关系，我对图书馆自然情有独钟。在清华期间，当时的图书馆对我十分优待，允许我直接进书库查书，可以省却查目录卡片的麻烦。我年轻时也经常去北京图书馆看书，我唯一的手稿就捐给了北图。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必不可少的智力投资，是造福人民、造福后代的事业。中国图书馆事业不是很发达，我们经常利用图书馆的人固然知道它的重要性，但一般人未必关心图书馆。听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喜欢读书，这可是个根本问题。今年国际图联大会首次在北京召开，但愿能通过这次大会来吸引更多的人关心图书馆，在社会上真正营造起一种浓郁的读书和文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