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文忠。早年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王安石推行新法时 ，曾对青苗法表示不满。主张文章应“明道”，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所作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
（《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
2、作品简介
《新五代史》是我国的“二十五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记载五代（907—960），即唐宋之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朝代的历史。后人为了把这部书与北宋初年宰相薛居正奉诏监修的《五代史》区别开来，就称为《新五代史》。《伶官传》是一篇合传，除了写敬新磨善于讽谏外，着重记述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的伶官景进、史彦琼、郭从谦三人祸国乱政的史实。传中说：“庄宗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常身与俳优杂戏于庭，伶人于此用事，遂至于亡。”正是由于庄宗的宠幸，这些伶人做了高官，出入宫廷，作威作福，致使朝政日坏。公元926年，李嗣源叛变，自立为帝，从马直（皇帝的近卫军）指挥使郭从谦（原是伶人，艺名郭门高）乘机率所部士兵作乱，结果庄宗被射死。按照《新五代史》的体例，多数传文的前面有一段序文，用来评论史事。《伶官传序》就是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文，目的是评述伶官受宠幸而乱政的史实，总结历史教训，讽谏当时的北宋统治者。
3、苏轼（1037—1101），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祐进士。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有奖励后进。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但也有些作品表现出保守的政治观点和消极情绪。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武，并上溯晋、宋诸名家，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贴》、《赤壁赋》、《黄州寒食诗贴》等。画迹有《竹石图》等。
（《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
4、今人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考察
对石钟山因何而得名的看法，据历史文献记载，可分为两派：一是“主声派”，认为由于水石相搏，发出洪钟般的声音，故叫石钟山；一是“主形派”，认为它形如覆钟，因此提出了相反的结论。其实这两派的看法，只各自强调了一个侧面，故都不免失之片面。经过今人全面的科学考察，认为石钟山之所以得名，应包括“主形派”所说的“形”和“主声派”所说的“声”这两个方面，即由于它“具有钟之‘形’与钟之‘声’的原因”(鞠继武、潘凤英《湖口石钟山》，见《地理知识》1979年第5期)。关于这一点，稍晚于曾国藩的清人郭庆藩，对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虽然没有作全面考察，但他在《舟中望石钟山》一诗中，却偶然说对了。诗是这样的：“洪钟旧待洪钟铸，不及兹山造化工。风入水中波激荡，声穿江上石玲珑。”(《十二梅花书屋诗集》，光绪乙亥郭氏泊然刊本)郭诗正好可作为石钟山“具有钟之‘形’与钟之‘声’”的形象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