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归有光
(1506—1571) 明代散文家，字熙甫，号项脊生。昆山(今属江苏)人。人称震川先生。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丞。当时文坛上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声势很大，他们极力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力主拟古。针对这种复古主义潮流，归有光力相排抵，斥王世贞为“庸妄巨子”。他说：“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贞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软！”他讽刺拟古主义者“颇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光天生花也”。他提出文章要“如上甑镘头，一时要发，乃佳”。当时由于与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推尊韩柳欧曾王苏古文的既成传统，自觉的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归有光是唐宋派的领袖。所作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很受当时人推重。王世贞晚年赞扬他的文章“不事雕饰而有风味”（《归太仆赞序》）。他把生活琐事引到“载道”的古文中来，使古文更紧密地和生活联系，显得面目清新。他的著名作品有《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如《项脊轩志》，作者借“百年老屋”的几经兴废，回忆亲人生前对自己的关怀，表达了人亡物在、三世变迁的感喟，及对死去亲人的深切怀念。文章简洁生动，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古文名篇。他的古文的缺点是缺乏现实内容，有些文章受八股文影响较深。有《震川先生集》。
2、关于项脊轩
项脊轩是作者在昆山时的书斋名，以此为名，有两重意思：其一，言书斋很小，如人的项脊之间，从文中“室仅方丈，仅容一人居”可看出；其二，归有光的远祖归隆道曾在太仓项脊泾居住，作者自号项脊生，把自己书斋题名为“项脊轩”，含有怀宗追远之意。
3、关于写作时间
从文中“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句可以看出，本文是作者写于不同时期而连缀成文的。前四段应是作者19岁时所作。因为作者8岁丧母，母丧16年娶妻魏氏，时年24岁(《先妣事略》)。后记有人认为是十三年后补写的，因为文中有“后五年”“其后六年”“其后二年”的说法。其实不然。其一，十三年后，正是作者“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修葺南阁子”之时。文中接着说：“然余自后多在外，不常居。”由此可知，附记不是修葺阁子后立即补写的。其二，“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两年时间，亭亭如盖是不可能的。
那么，附记究竟作于何时呢?
作者35岁中举后，徙居嘉定安亭江上，授徒讲学，不复回故里。由此推知，附记当作于35岁迁居之前。可能是迁居前由于翻检书箧，触及旧稿，引起了对亡妻深深的怀念，因而补写的。妻死之后手植的枇杷树也生长了约五六年，“亭亭如盖”符合实际情况，且“多在外不常居”之语也有了着落。
4、关于“借书满架”
人教版《教师指导用书》将“借书满架”译为“借来的书籍摆满书架”。项脊轩中的满架图书，果真都是借来的吗?
根据课文有关内容，特别是从祖母临轩勉慰之语，可推知归有光为世代书香门第，虽家道中落但不至小孙无书可读，可见教本对“借”的解释不妥。
那么，“借”字如何解释呢?句中“借”古籍排为“藉”，课本排印为“借”，是推行简化字后相应改动的。“藉”，《辞海》《中华大字典》均释为“荐”。“荐”就是“陈列”，照此解释，全句可理解为“陈列的书堆满了书架”。另外，中华书局出版的《震川先生文集》和朱东润主编的《历代文学作品选》都作“积书满架”讲，积者，存也，室内存书摆满书架。
5、关于“又北向”
课本把“北向”注释为“窗户朝北。向，窗户”，这是错误的，并且和“前辟四窗”的“前”解释相矛盾。“向”的本意是“朝北的窗户”，如“塞向墐户”(《诗经·国风·豳》)。“向”字又引申为“朝向”义，“又北向”的“向”就是“朝向”的意思。“北向”训为“门朝北开。向，动词，朝向”。原来项脊轩只有朝北开的门，没有窗户。正因为如此，下文才说“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否则，朝北既然有了窗户，为何还要开四个窗户呢?项脊轩“室仅方丈”啊。
6、有关的文化常识
（1）涉及建筑方面
①“鸡栖于厅。”“厅”，在古代园林、宅第中，多具有小型公共建筑的性质，用以会客、宴请、观赏花木。因此，室内空间较大，门窗装饰考究，造型典雅、端庄，前后多置花木、叠石，使人置身厅内就能欣赏园林景色。文中“厅”指一般说的客厅。
②“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闺”，一般指宫中小门或内室。“闺”字常和女子有关，没结婚的女子称“闺女”，女子的住室称“闺房”。文中“中闺”指内室或妇女的卧室。
③“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牖”，古建筑中室与堂之间的窗子。古院落由外而内的次序是门、庭、堂、室。进了门是庭，庭后是堂，堂后是室。室门叫“户”，室和堂之间有窗子叫“牖”，室的北面还有一个窗子叫“向”。上古的“窗”专指开在屋顶上的天窗，开在墙壁上的窗叫“牖”。后泛指窗。
（2）涉及称谓方面的
①“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先大母”，已去世的祖母。在称谓前加“太”或“大”表示再长一辈，如太后(帝王的母亲)、大父(父亲的父亲)、大母(母亲的母亲，即祖母)。在称谓前加“先”表已死去，用于敬称地位高的或年长者。“先妣”，已去世的母亲。《礼记》：“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故去世的父亲称“先考”，去世的母亲称“先妣”。
②“余自束发读书轩中。”“束发”，指男孩15岁。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称谓。儿童时期，头发向上收起，束成小髻，称谓“总角”，于是称童年时期为“总角”。男孩成童束发为髻称“束发”，而“成童”即长到一定年龄的儿童，一般认为是15岁，故男孩15称“束发”。
（3）涉及婚姻及其他方面的
①“后五年，吾妻来归。”“归”，旧时指女子出嫁。女子出嫁何谓为“归”?《易·渐》：“女归，吉。”孔颖达疏：“女人……以夫为家，故谓嫁曰归也。”《诗·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此外，女子出嫁亦称“适”。《孔雀东南飞》：“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
② “吾妻归宁。”“归宁”，出嫁的女子回娘家看望父母。《诗·周南·葛覃》：“害害否，归宁父母。”朱熹集传：“宁，安也。谓问安也。”《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来，归宁也。”杜预注：“宁，问父母安否。”另外，古时诸侯朝觐毕，天子问其民安否，也叫“归宁”。“归宁”又不同于“归省”，“归省”指回家看望父母，不只限于出嫁女子。
③“顷之，持一象笏至。”“象笏”，象牙手板。古臣僚上朝皆持手板，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用以指画或记事。据《明史·舆服志》，一品到五品官员上朝用象牙做的手板。
7、张溥之死
一介书生张溥，成长于晚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他满怀一腔热血，继东林而起，联合正义之士，组织和主持文人团体复社，欲只手撑起明朝摇摇欲坠的天下。二十三岁时他在苏州创立应社，团结了吴中有抱负的文人；二十六岁愤而作《五人墓碑记》，风神摇曳，正气浩然，矛头直指腐败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二十七岁入太学，目击朝纲不振，丑类猖狂，与北京文人结成燕台社，作檄文揭发阉党罪行；二十八岁又召集了尹山大会，在会上，张溥倡导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团为复社，关心国家政事和民族兴亡。崇祯六年，三十二岁的张溥主盟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山左（西）、江左（西）、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朝野震惊。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 “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 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张溥生于苏州太仓。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其父与婢女所生），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塌蒲屦儿何能为”。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著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 明天启四年，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明末，朝廷中高官斗争激烈，大学士像车轮似的转换。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动属下伺机陷害张溥、张采。 张溥会试中会魁，授庶吉士，为官守正不阿，不为权贵所容，“执政要人耿耿视”，温体仁等在皇上面前累进谗言，并与同党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制出《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又托名制《复社十大罪檄》，说张溥以天如为名号是把自己比作天，并说复社欲倾覆宗社，并将自然界的风蝗之灾附会说是因复社招致。复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黄道周等大臣同情复社，复社又集“宇内名宿”，作《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双方斗争激烈，几乎势均力敌。 不久，温体仁被多疑的崇祯帝罢官，后来又被赐死。时人《题壮悔堂集》有句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褒贬自见。张溥等复社成员累受挫折，误以为只要能推出他老师周延儒，就可以改变大局，于是全力推动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官复出。“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二十万赂要津，宜兴（指周延儒）得再召。”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全靠张溥的幕后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妇女据为己有，被张溥抓住把柄。因此张溥就“以数事要（胁迫）之”，将话挑明：我动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复出，必须改变以前的作为，这样才可以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机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应。
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没。好友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并挥泪题诗，诗中也隐约留下了对其死因的怀疑。计六奇《明季北略》上则较确定地说，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张溥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不但对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个贪钱又贪色的人。不妨回头看看发生在此前的一件事。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勾通外人自嫁。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周“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张溥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这老滑头一听，马上变了脸，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却结得极深，无形中为张溥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线。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罢了一些人的官职，作过些“好事”。这使张溥、张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认为周延儒以前仇恨东林党，现在知道错了，就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真以为周延儒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张溥一死，这些读书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凶险。周同谷的《霜猿集》有关张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做官”的诗句，诗后有注：“张西铭（即张溥）讣音至，延儒惊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张溥）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册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杀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在周延儒眼中，张溥实在是个碍手碍脚的人物。张溥将自己一展鸿图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则把自己为所欲为的希望寄托在张溥的死亡，这真是悲剧的点睛之笔。
张溥一死，全国性的复社顿时失去了领袖。周延儒的身边就被吴昌时辈包围了，他们开始为所欲为，最后不但自己丢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灭亡。
8、周顺昌简介
周顺昌（1584—1626），字景文，号蓼洲，苏州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任福州推官（掌管州中刑狱的官）。后来进入吏部，任文选司员外郎（掌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他虽掌管人事大权，但仍极清廉正直。后来离京回南方时，只有“行李一肩，都门叹为稀有”。他为人正直、清廉，关注民间疾苦。像他这样的人，人民欢迎，阉党不容，被魏忠贤列名《东林点将录》（阉党捕人的黑名单）。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被迫害的“六君子”之一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当时请假家居的周顺昌激于大义，竟与魏“周旋累日”，还把女儿许配魏的孙子。在谈话中，切齿痛骂阉党。这事被缇骑报告魏忠贤，周顺昌终于被革职。周顺昌被罢官后，阉党仍不罢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原江苏巡抚周起元被罢官时，周顺昌曾为文送他，其中有赞美周起元，斥责阉党的话。魏忠贤获悉此事后，指使东厂特务罗织罪名，借机陷害。天启六年三月周顺昌被逮到北京，在狱中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仍痛骂魏忠贤如故。同年六月十七日被拷死狱中，年四十三岁。到崇侦元年才得到昭雪，谥忠介。
9、五义士简介
周顺昌被捕时，群众万余人尾随。一向好打不平的商人子弟颜佩韦，高举着香火，沿途呼喊：“有愿替周吏部说话的，跟我来！”他情愿自己去代周顺昌吃官司。市民马杰也一路敲梆子，号召群众。当阉党爪牙缇骑威胁群众时，马杰破口大骂魏忠贤，杨念如、沈扬也上前仗义陈词，不许东厂缇骑逮捕周顺昌。缇骑恼羞成怒，拔出利剑，扬言要割掉马杰的舌头，聚观的市民鼓噪起来，堤骑更加凶横，首先举剑扑击沈扬、杨念如。这时周顺昌的轿夫周文元也怒不可遏，夺取了缇骑的武器，同缇骑扭打起来，结果额头受伤。聚观的市民一见缇骑动武伤人，就一起鼓噪围攻，吓得缇骑们东逃西窜，有的爬上树顶，有的躲到厕所里，有的逃上屋顶。其中两个缇骑被群众打死。
颜佩韦等五人过去互不相识，而且除周文元外，其他四人同周顺昌也毫无交往，完全是激于义愤才自发参加斗争的。五人被捕后，对自己的作为，理直气壮，毫不隐讳。七月中，苏州城里布满警卫，戒备森严，就在阊门外吊桥上，五位壮士大骂魏忠贤及其亲信毛一鹭，从容就义。临刑时，几万市民含泪同五人诀别。事后，为了抗议杀害五人，苏州市民曾倡议拒用天启钱达十个月之久。群众斗争的威力，惊得气焰嚣张的魏忠贤“逡巡畏义”，从此“不敢复有株治”。十一个月后，熹宗死了，魏忠贤失了靠山，畏罪自杀。苏州人民倡议公葬五位义士，一夜之间，把毛一鹭为向魏忠贤献媚而监造的魏忠贤生祠拆为平地，在它的废基上修建了五义士的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