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朝八旗军、绿营与新军
八旗是满清入关前的部族组织，也是他们的军事组织。八旗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当时兵民不分，全族皆兵，每逢射猎作战，就将族人编为10人一小组。及至努尔哈赤，部众扩大，于是发展为每300人为一军事组合，以军旗为标志，旗皆一色，谓之一旗。原仅有“黄、白、红、蓝”四旗，共1200人。这是努尔哈赤起初时的基本部队。其后部族日繁，归附日众，军队日多，于是再扩大编制。将原有的四旗编制，再增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黄白蓝三色旗，皆镶红边，唯红旗镶白边），共为八旗。又规定镶黄、正黄与正白三旗之兵，由努尔哈赤亲自率领，为最亲信、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称为上三旗。其它五旗之兵，则分别由诸贝勒率领，称为下五旗。征服蒙汉诸地后，收编了许多蒙古人与汉人，分别编为“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所用旗帜徽色，也都仿照“满洲八旗”。八旗军每300人设一“佐领”，五“佐领”设一“参领”，五“参领”设一“都统”，由“都统”统领一旗军政。
八旗军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时，无往而不克。入关后，朝廷对八旗子弟及家属优厚有加，赐田给饷。八旗军士都安居乐业，平时又缺乏训练，至嘉庆时，不但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而且成为国家一项沉重负担，内外作战，就主要依靠“绿营”了。
绿营是满清入关后所收编的汉人军队。他们都是招募或收俘而来的一种职业兵。为了区别于八旗，一律用绿色旗帜为标识，故称绿营。绿营兵分驻各省与边疆要地，成为清初国家的主要常备兵。当时平定内乱外夷，如平准噶尔部、回疆，多半都是依仗绿营。各地的绿营军队归驻在地的总督节制。其实际带兵官则最高为提督与总兵，以下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绿营以营为单位，故称绿营，旧制三营为一标。
绿营在清入关之初，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战斗力。康乾之际，是绿营的全盛时代。但绿营薪饷待遇，远远不及八旗军。到嘉庆之际，绿营盛极而衰，及至镇压太平军时，绿营击之即溃。同治以后，逐渐淘汰，至清末，绿营名存实亡。
李鸿章在统率淮军时，深受“常胜军”的刺激。任直隶总督后，购置西式武器，设立军事学堂，模仿西法练兵，所练军队即是“新军”。当时推荐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又号称“新建陆军”。后荣禄为军机大臣，将“新建陆军”拨归聂士成、董福祥、宋庆、袁世凯四人率领，成立前后左右四“武卫军”。抗击八国联军天津一役，聂士成战死，“武卫军”全部溃散。1901年清末新政，重新练兵，中央设“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展开。1906年，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统一指挥全国新军。清政府计划编练新军三十六镇，最先完成的是近畿与直隶六镇，是袁世凯一手编训而成，被称为“北洋六镇”。
新军编制以“棚”为基本单位，十四人为一棚，设棚长；三棚为一排，设排长；三排为一队，设队长；四队为一营，设管带；三营为一标，设统带；两标为一协，设统领；再以步队两协，马队一标，炮队一标，加工程、辎重两营而成为一镇，设统制；两镇为一军，设总统。但军不常设，平时以镇为最高组织。
后来许多新青年加入新军，这些青年官兵，接受了新教育、新知识，颇多同情革命，而成为革命党渗透的对象。武昌起义就是新军所发动。后来袁世凯更是凭借北洋新军，要挟清政府，促成清帝退位。袁世凯死后，又形成北洋军阀割据的局面。这些演变与结局，是当年清政府编练新军时所始料不及的。
二、谭嗣同为何坐以待捕
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曾和康、梁一起倡导维新变法。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亲政，大肆搜捕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都设法躲藏逃脱，而谭嗣同“竞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当时许多好友曾上门劝其暂避，都被他一一拒绝。
为什么谭嗣同坚决不肯逃亡，而豁出自己的身家性命，坐以待捕呢？一般都认为，他要献身报国，成为中国变法流血的第一人，中学历史课本乃至大多数史学著作都如是云。这种说法主要根据就是，梁启超的《谭嗣同传》曾记载：“被捕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我们认为，谭嗣同坚决不肯逃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一两句豪言壮语所能阐明，下面试作简要分析：
第一，变法事败，当时谭嗣同的七旬老父正在湖北巡抚任上，如果谭此时出逃，以慈禧之手段，其后果可想而知。更有史料记载，谭在家待捕时，曾仿其父笔迹写成了一封家书，训斥谭嗣同不忠不孝，声言要脱离父子关系。以此作为彻底开脱其父的佐证，可谓用心良苦，由此可判断，谭待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不连累其父，以尽人子之孝道，故其老师刘人熙在《蔚庐亥子集》中说：“谭生才气横天下，不忍逋逃累老亲。”
第二，谭嗣同自动赴难，与他当时的哲学思想和受佛学教义的影响有很大关系。1898年谭在南京期间，织识了隐居南京的著名佛学家杨文会，从此一头扎入佛学之中，接受了“人为不死之物”，“不生不灭”，“六道轮回”等思想。因而他是带着对另一世界美好的向往而从容就义的。此种说 法，虽不无牵强之处，但也不能说是与谭的待捕一事毫无关系。
第三，谭看到，康、梁在事发之后，争先逃命，联想昔日曾一起“共誓变法，维新自强”的情景，不由得心寒，所以他故意不走，以此表示对康、梁的愤慨和蔑视，曾有言曰：“能共事而不能共难，能共存而不能共亡矣！”
我们在此强调一些客观因素，并不是否认和忽视谭嗣同为政治理想而献身的报国精神，为了维新变法事业，谭嗣同宁愿用自己的头颅和鲜血来唤起民众，振奋国人为变法维新而奋斗，这种英勇的气概还是值得称颂的，而对于谭为何坐以待捕这一问题从多方面考虑，包括家庭环境和一定时期内的哲学思想等诸多因素，丝毫无损于谭嗣同的光辉形象，反而更觉得其形象逼真，有血有肉，可敬可亲。不仅符合我们史学研究全面、客观的辩证方法，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