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
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人民，决定派代表毛泽东等前往重庆，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飞抵重庆，受到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了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各界民主人士以及宋庆龄、冯玉祥等人，向他们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用了历史上的一些典故，讲了“和为贵”，“君子动口不动手”，要摆事实，讲道理，反对内战。同时又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等也会见了国民党政界要人陈立夫、戴季陶等，表明了我们党的态度。
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次谈判在政治上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于被动，因而是成功的。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继续谈判。12日，“双十协定”发表。
毛泽东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主要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当时的美国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且还垄断着原子弹生产的秘密。因此，在战争初期，在国内一部分人民中间，对于处于劣势的人民解放军能否打败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军队的进攻，是抱有疑虑的。不少人为反革命势力的表面强大所迷惑，因而产生一种悲观情绪和畏惧心理；民族资产阶级中更有一些人被美帝国主义所吓倒，主张解放区军民在国民党的进攻面前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在国际上，当时美帝国主义正加紧进行“冷战”。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有一些人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他们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在美蒋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抵抗的态度，用革命战争来反对革命战争。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强调指出：从本质上看，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其原因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人民代表进步。毛泽东还指出，害怕原子弹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历史终将证明，我们所依靠的“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是革命人民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这就是说，革命人民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敢于夺取胜利。但是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的问题上，又要重视敌人，讲究斗争艺术。毛泽东对于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对于反动派本质的分析，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他们打败蒋介石的决心和信心。
制宪国大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以后，蒋介石被暂时的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公然破坏政协关于国民大会应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负责召集的协议，擅自下令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所谓的“国大”在南京仓促开幕。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拒绝参加，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及少数所谓社会贤达参加。蒋介石召开“国大”的目的是孤立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势力，用通过所谓宪法的形式，把内战、独裁、卖国的路线“合法”化。这次所谓“国大”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宪法，故称“制宪国大”。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取消了人民民主自由的保障，违背政协协议的联合政府责任内阁制，恢复了总统独裁制；违背了政协协议的地方自治原则，实行中央集权制。其特点是：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对于这部伪宪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相继发表声明，不予承认。制宪国大的召开和伪宪法的出笼，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政治上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它表明国共两党和谈的大门已被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了。
沈钧儒
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字衡山。他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从事立宪运动，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五四运动期间，他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1926年北伐军攻克浙江后，沈钧儒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国民党右派逮捕了沈钧儒，后经营救获释。1928年，沈钧儒在上海法科大学当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1932年，他参加宋庆龄、鲁迅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沈钧儒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先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他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在狱中坚贞不屈，至抗战爆发后出狱。抗日战争期间，沈钧儒曾在汉口筹组“抗敌救亡总会”。1941年，沈钧儒创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代表救国会参加，以后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他任中央常务委员。抗战胜利以后，沈钧儒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7年，国民政府解散民主同盟，沈钧儒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第二年，沈钧儒在香港主持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制定坚持革命、坚持同共产党合作的路线。同年，沈钧儒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及中国人民救国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赴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沈钧儒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沈钧儒当选为民盟主席。1963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