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洋务”，是从“夷务”二字演化而来的。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里，凡是非汉族人或非统治民族，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都被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认为是没有开化的野人，被他们贬称为夷、蛮、戎、狄等。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刚刚闯进中国时，中国封建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它们是蔑视的，所以沿用了“夷”的称呼，如“英夷”、“法夷”等等。推而广之，凡是和外国事务有关的交涉，也统统称为“夷务”。外国侵略者对称他们为“夷”，当然不满意，一再提出抗议。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清朝统治者再不敢像过去那样蔑视西方侵略者了，因而对他们也不敢再称为“夷”，而是改称为“洋”了。于是，“洋人”、“洋教”、“洋枪”、“洋炮”、“洋纱”、“洋布”、“洋油”、“洋火”等等名词就流行开来，“夷务”也就演变为“洋务”。
“洋务运动”，它不是当时的人们所使用的名词，而是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创造出来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朝政府一部分官僚军阀为了对付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威胁，首先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创办了新式军事工业，建立新式海军，以后又创办了新式民用企业，还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国内开办新式学堂等等。这在后来便被史学界称为“洋务运动”。这个运动先后持续了35年，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才大体结束。以“公车上书”为标志，洋务运动让位给维新运动。此后洋务派经营的企业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不成其为运动了。
洋务派，是从事上面所说的洋务活动的官僚军阀。洋务派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他们的主观目的是要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第二，他们的办法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这两个特征缺一不可：缺了一个，就不能称之为洋务派。有的人目的是要维护封建统治，而拒绝采用西方先进技术，这样的人就不是洋务派，而是封建顽固派。还有不少人主张向西方学习，但目的不是为巩固封建统治，也不能叫洋务派。例如洪秀全、洪仁玕等便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他们的目的是要巩固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所以他们不叫洋务派，而叫农民领袖。其他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根据他们的学习目的和内容，还可以分别划分为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等。
（二）、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趣闻
张之洞在初办冶铁厂时，委托驻英公使薛福成购买国外的新式设备，薛告诉他，新式冶炼设备有用于酸性的，有用于碱性的，应先将冶炼厂所用铁矿和焦炭样品寄给制造设备的厂家化验，然后才能定购。张却回复说，中国地大物博，何矿不有，还寄什么样品，只管买一套来。结果薛所定的设备与办厂用矿的矿质不符。选厂址时，张为了能在自己的总督衙门就能看见工厂的烟囱冒烟，硬将厂址定在远离铁矿、煤矿的汉山脚下，为此，不仅大大增加了煤铁运转的开销，还为选厂址筑厂基多耗白银100多万两。我们知道从减少生产费用、提高经济效益着眼，工业布局要考虑如何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节省运输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对于钢铁工业尤其要考虑上述因素。张之洞违背了这一原则，造成巨大浪费。
（三）、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特点
（1）、它们是在外国资本入侵，破坏了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条件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和技术而创办起来的。
（2）、中国民族资本一直都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微乎其微。
（3）、它们多属投资少、规模小的企业，甲午战前，大部分企业的资本都在10万两以下。少的只有几千两，远远比不上洋务派所办企业，更比不上外资经营的企业。
（4）、这些企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许多工厂不少生产程序还是手工操作。
（5）、这些企业集中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尤其是以上海为多，广州次之，武汉占居第三，这种布局正是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的一种反映。
（6）、它们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外国资本经常以降价倾销等方法排挤中国商品，不少民族资本因而被迫倒闭。同时，中国民族资本还受到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如陈启沅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被当地官府和顽固势力视为异端，1881年南海知县下令封闭，迫使陈启沅迁厂于澳门。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困扼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许多企业为了生存，不是乞求外国资本主义的庇护，就是寻找封建势力的支持。而这种庇护和支持，都是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的。这种情况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既有社会历史的进步性，又有其先天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