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议和

　　1911年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军事失利为理由，竭力主张妥协。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双方代表随即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谈判。伍廷芳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清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向革命军进行要挟。与此同时，英、美、德、俄、日、法等帝国主义对议和施加压力，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促使双方尽快达成协议。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也揭力把南方引向拥袁的道路。在内外胁迫下，革命势力作出让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

五色旗

　　五色旗，中华民国国旗之一。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即所谓“五族共和”。

　　自1906年同盟会讨论旗帜时起，孙中山一贯主张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但当时因意见不一，未作正式决定。武昌起义时，共进会在湖北用的是“十八星旗”，陈炯明在惠州用的是“井字旗”，陈其美等在上海用的是“五色旗”。南京临时政府通过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在全国悬挂，但各省仍不统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等地则仍被当作国旗使用。至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改悬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

　　1912年1月26日，袁世凯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40多人联名向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发出通电，极言局势万分危急，如“政体仍待国会公决”而再迁延不决，即“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完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强硬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不得为“一、二亲贵所尼”，否则将带兵入京。原已心惊胆颤的皇族亲贵读到这份通电后，更加丧魂失魄，感到大势已去。1月29、30日清廷御前会议决定“逊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12日清政府公布退位诏书，并宣布退位后“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武昌起义以后同盟会的分化

　　武昌起义以前，同盟会虽然多次组织活动，并起到全国规模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但基本上仍然采取秘密活动的形式。武昌起义以后，有人主张继续以原有的形式存在，更多的人则主张公开活动。同时，还有人包括同盟会骨干刘揆一、章炳麟在内，宣扬“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论调。这种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1911年底，孙中山召集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强调同盟会要加强内部团结，在以后适当时机改组为议会政党。会议取得一定效果，但仍有部分人进行改组活动，各行其事。1912年初，出现了全国规模的组织政党活动，各种党派纷纷建立；同时，袁世凯已通过各种手段攫取到革命成果，形势对同盟会很不利。3月，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大会，决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很快，会员增到十多万人，各省都建立了支部。改组后的同盟会，有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一面，但也有一些不足：原来的骨干，有一些已经退出，为壮大力量，拉进了一些官僚政客，组织出现严重的不纯；由于地位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一些人身上的奋斗精神锐减，他们或醉心于实业，或热衷于权利之争，使同盟会的革命性有所降低。在3月举行的会上，孙中山、黄光分别被选为总理和协理，但二人对于党务都没有抓紧，因此同盟会的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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